街机连线|那时候也曾整夜整夜聊文学|重返八十年代

街机连线|那时候也曾整夜整夜聊文学|重返八十年代

街机连线,“八十年代”早已过去,却又远未过去。在那时崭露头角的作家是现今中国文学的中坚,余华、莫言、苏童、贾平凹、王朔等人是最受纯文学读者认可的其中几个。那时刚拍出代表作的导演如今也已成权威,陈凯歌、张艺谋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。文学和电影,相互影响,相辅相成,造就了那时文艺的兴盛境况。

在亲历八十年代人的口中,我们往往会听到他们对这个年代的无限怀恋。在他们的叙述中,那个年代充满青春活力,满是理想,每个人似乎都胸怀壮志,谋划着干出一番事业,虽然物质条件还很匮乏,这让你仿佛看到朝阳,带着迷人的色彩和气息。

在这气息中,有个人每周骑着自行车,从东城到西城,一遍遍巡查北京的每一家书店,一本新书跳入眼帘,便如获至宝。他还骑着这辆绿色凤凰牌自行车,从一个作家家里,去到另一个作家那里,与他们聊刚译介到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,一聊就是大半天。

他和余华、格非通宵看世界杯,“逼着”莫言把《红高粱》要回来给自己编,在青年作家创作班里发现迟子建的成名作《北极村童话》,他是当时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、后来担任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编近二十年的朱伟。

采写 | 新京报记者 张进

朱伟,1978-1983年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当记者、文艺部编辑。1983-1993年在《人民文学》小说编辑室任编辑、编辑部副主任。因爱好古典音乐,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《爱乐》杂志,并编著大型工具书《音乐圣经》。1995年9月起任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编,2014年离任。作品有《考吃》《有关品质》《微读节气》《四季小品》等。

如果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,相信对“朱伟”这个名字不会陌生。他经手的稿子不计其数,那时他“瞄准”的作品很多已成名篇,他看好的年轻作家们也早已声名大噪。他十六岁下乡当知青,两三年后写出一部“不知天高地厚”的长篇小说,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便请他到北京改稿。小说没有改成,他却被看出有当编辑的天赋,于是在当知青时他已是《人民文学》借调的编辑,职业生涯就此开始。为一篇小说的评介,他会和上述作家们争得面红耳赤,但绝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;为了“抢”到一篇好小说,他盯紧每一个年轻作家,就这样,他成了格非说的中国“最好的编辑”。

时过境迁,1995年,他去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任主编,一做就是二十年。退休后,他被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编李鸿谷邀请写专栏,“写写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们,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、解读”,于是就有了《重读八十年代》这本书。

在书里,他回忆了与王蒙、李陀、韩少功、陈村、史铁生、王安忆、莫言、马原、余华、苏童十位作家在一起度过的日子,请他们寄来几乎全部的作品,认真一本本地重读并认真做系统梳理。他希望读者在读作家的作品时,也能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,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。

《重读八十年代》

作者:朱伟

版本: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

整夜聊文学的时代

十年时间补了一百年的课

新京报:你对“八十年代”有个广泛流传的描述,说“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,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”。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会是这样的生存状况?

朱伟:这跟整个社会背景有关。经过“文革”,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开放、如饥似渴的时代,是我们叫做“八面来风”的一个时代。全世界的思想、文化、艺术都迅速传播进来,各种各样的影响同时汇聚在这块大地上。我们当初有个说法,八十年代的十年时间,我们等于补了人家一百年的课。

新京报:在新星作家(如余华、莫言、贾平凹、苏童等等)辈出的八十年代,你选择了文学编辑这一职业,格非评价说你是最好的编辑,你是从什么时候爱上文学的?

朱伟:应该是从小吧。我母亲是我读书的启蒙老师。在她那个年代,她算是一个知识女性。小时候,我们家的胡同口有个小书店,我母亲不断会去借书还书,借一天几分钱。书借来后,姐姐和我轮流看。我三年级的时候,她开始培养我读中国古典小说。

我记得她培养我看的第一部古典小说是《说岳全传》,我五年级就读《三国演义》了。所以文学,大概是我一直的爱好。

新京报:在新作家大批量出现时,需要编辑有强大的判断力,你的文学判断力是如何获得的?

朱伟:一方面当然是通过阅读,扩展自己的眼界。还有一个可能是天赋。

在“文革”期间我是知青,那时开始写小说。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黑龙江我下乡的农场,请我到北京改稿件。那时是件不得了的事。但后来,这小说改来改去也没改成功。不过这个编辑看到了我有当编辑的素养,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积压了很多群众来稿,他们发现我读稿件的速度很快,给稿件写意见时候,也看出我还挺有判断能力的,这可能就是天赋。当然,天赋可能建立在读书比较多、本身也比较注意分析作品的前提下。

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

作者: 查建英 版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5月

文学判断标准

提供新的写作方法+气度

新京报:像艾柯、纳博科夫等作家,他们对文学的判断有一些相对明晰的标准,你当时去判断作品时,有哪些标准?

朱伟:我对作品的标准大概建立在两个基础上,第一个基础是,这个人能否提供一种新的写作方法,一个能形成区别于他人的写作方式,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。比如说余华,他的创作突破是因为读到了卡夫卡。但你在他的小说中可能能看到有一些卡夫卡影响的元素,但他的小说绝非是卡夫卡小说的再写。如果是模仿,那他就不可能成为余华。

第二个标准是,看一个人有多大的气度,这很重要。可能有些人能写优秀的短篇,却写不了中篇;有些人能写中篇,却写不了长篇。从短篇到中篇到长篇,其中都有气度、格局的大小问题。如果气度不足,他作品的空间是很狭隘的。

比如余华的《活着》,一部12万字的小说,到现在它为什么经久不衰?因为它通过不断发生死亡的悲惨故事,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:一个人的忍受能力。人生要走过各种各样的磨砺、苦难,人生是由忍耐力构成的,人生就是忍受力中体现的一种态度。这就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气度。

《活着》

作者: 余华

版本: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年11月

新京报:这个“忍耐”让我想起福克纳。

朱伟:是。他们这些作家,卡夫卡或者福克纳对他们创作都构成了影响,但是好在他们都能从具体的写作方法中跳脱出来,吸收了精髓后,从那个框架里走出来,就像蚕咬破茧飞出来一样。

新京报:关于这个问题,一直有不同的声音。在那个年代,余华、莫言、苏童等人多少都在模仿,也可以说原创性不足。现在回看,你觉得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作品的价值?

朱伟: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。我是觉得,他们在某些写作方法、某些构思上可能借用了西方小说的方法,但在这个框架里,他们装的是自己的酒,内核还是他们自己的。

新京报:在《重读八十年代》这本书里,你除了梳理、评论十位作家的作品外,也谈到很多跟他们的交往。这部分文字的情绪是很浓的,表达出你对过往无比的怀恋。这些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?

朱伟:八十年代我二十岁到三十多岁,是我的青春时代,骑自行车可以不知疲倦地从东城到西城,然后如饥如渴地阅读。我和那些作家可以亲密无间,随时就可以上门。他们也可以随时到我家里来,碰到有什么吃的就吃什么。那时候没有那么功利,每个人都完全放开,互相吸纳、互相碰撞,可以为一种观点争得脸红耳赤,也不怕彼此的关系会改变。所以,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很难忘的。当然,每个人的年轻时代可能都是难忘的吧。

新京报:那时候文学为什么会如此受关注?

朱伟:那个年代的信息哪有现在这么四通八达。那时候,《人民文学》的发行量有140多万册,每个城市都有文学刊物,写小说成为很多文学青年的梦想。但当时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其实还是不容易发表。如果没有人民文学1985年的改变、没有《收获》杂志,没有李陀、林斤澜他们来当《北京文学》的副主编、主编,很多作品可能都发表不了。

新京报:你当时在第一时间读了很多现在已经成为名篇的作品。现在回看,时间给你的解读带来了那些影响?

朱伟:可能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,包括对文学的认知都有了长进。尤其因为我做了二十年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,就有了社会学的眼光。其实,我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读了一些理论书,这些改变,可能比当初读的时候更能深入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。

新京报:除了约稿,当时你也修改过一些小说稿件,改稿子需要遵循哪些原则?

朱伟:当你是个小编辑时,可能会很狂妄地去修改作家的稿子。当你成为一个大编辑了,就会意识到要尊重作家的创作,所以,最好的编辑是不改稿子。一个编辑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发现,发现一篇小说的结构中某些地方可能臃肿,就提醒作家去淤消肿。或者有句子不通顺的地方,稍微连接一下,如此而已。对于尚未成熟的作家,你要根据自己的判断,去帮助她成熟。比如我经手的迟子建的《北极村童话》。

当初我到黑龙江去参加一个青年作家创作班,那时各地都会通过这样的创作班培养青年作家。当时这个创作班在呼兰,萧红的故乡,有三十多个作者。我看了他们的作品,就觉得迟子建这篇写得好,我就把她带到哈尔滨,由省作协找了个地方,我和她流水作业,我提出意见,让她修改,她改一部分我看一部分,不合适再改。她的稿件已经具备了优秀的基础,我的工作不过是帮她把优秀挖掘出来,帮她把结构理顺,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优秀。这就是编辑的工作。一个优秀的编辑建立在他敏锐的嗅觉上,他凭嗅觉去发现可能出类拔萃的作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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